我记得那是1953年，全家从南京迁到上海后。一天，父亲陈毅、母亲张茜带我去西郊公园玩，遇见了也是带着小孩的一家人。父亲就让我叫两个个子不高，但很精神的大人为‘阿丕叔叔，小谢阿姨’。当时我感到特奇怪，难道还有姓阿的吗？叫一个大人为‘小’谢阿姨也是没有过的事，我很难为情，只喃喃地喊了一声后来发现所有人，无论老的还是小的都一律称呼他们为阿王和小谢，也就安然了。长大了，我才知道小谢阿姨有一个很男子汉的名字叫谢志成；才知道阿丕叔叔的真名是陈丕显，从前是一个红小鬼，和父亲陈毅是生死与共的战友......

这是陈毅儿子陈丹淮的回忆录中一段话。从回忆中，从中可以窥见陈毅和陈丕显的交情之深。

事实上，陈毅和陈丕显有着长达30多年的交情。在战火的洗礼和革命年代中，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。

右二为陈丹淮

陈毅和陈丕显的相识

展开剩余90%

其实，陈丕显早在13岁那年，便认识了陈毅。

1929年，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四军离开井冈山，在闽西上杭一带活动。陈丕显身为土生土长的福建人，经常能看到红四军发布的布告。

在这些布告中，署名大多是“党代表毛泽东、军长朱德、政治部主任陈毅”。

也是从这些布告中，陈丕显得知了陈毅这个人。

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，陈丕显投身革命，成为了陈毅部下的“红小鬼”。从此，有关陈毅的故事便不断传进陈丕显耳中。

但两人真正相识，却是在六年后的1934年。

1934年10月，在国民党的围剿下，红军被迫开始了浩浩荡荡的长征，陈毅和陈丕显则被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。

1935年初，国民党将留守苏区的部队和机关困在狭小的南山区。一时间，形势岌岌可危。同年2月，留守苏区的部队决定兵分九路进行突围，前往各个游击区坚持斗争。

陈丕显旧照

3月3日，赣南省军区司令部驻地周围遍布着敌人，一时间枪声四起，硝烟弥漫。陈毅便拄着拐棍，和陈丕显、项英、蔡会文等同志握手道别。

也是在这时，陈毅和陈丕显第一次相见了，可却要分开了。他们互相握着对方的手，一遍遍说着再见。

陈毅依依不舍地望着每个人的手，从容说道：

“我们红军战士都是革命的英雄，不仅是胜利的时候要当英雄，困难的时候更要当英雄。”

经过一晚上的休整，部队于黎明时分继续行军，成功穿过了赣信公路。沿途中，有群众和交通员给他们带路，他们一路遇水涉水、遇山爬山，夜行晓宿，朝着粤赣边地区前进。

陈毅、项英、贺昌率领最后一批人从于南离开，朝着向油山进行突围。突围期间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许多战士因此牺牲。

4月上旬，抵达油山的两路队伍终于重逢了，原来坚持在油山的战士们会合了。

大家虽然分开仅仅短短一个月，却恍如隔世。

陈丕显、黄道、黄知真合影

虽然大家满身狼狈，但在眉宇间都是坚定和胜利的神采。大家哽咽着，紧紧握着手，哽咽着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

不久，大余县长岭村召开干部会议。会上，陈丕显被确定为参加赣粤边特委的领导。从此，原来的那个‘红小鬼’开始参与赣粤边党政军的领导工作和决策指导，成为一名在风口浪尖工作的前线指挥员。

此后，陈毅和陈丕显两人朝夕相处。在赣粤边转战的1000多个日日夜夜中，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，成为了生死之交。

更加重要的是，在陈毅的言传身教下，陈丕显逐渐学到了许多斗争策略、指挥艺术、理论基础和工作经验，让他终身受益。

就在“长岭分兵”后不久，陈丕显开始初露锋芒，他按照项英和陈毅确定的反‘清剿’原则，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，指挥游击队奇袭南雄乌径区公所，智取大余山矿井队，并在夜袭大余游仙村中取得胜利。

在此期间，陈丕显展现出了杰出的指挥才能，得到了陈毅的夸赞。

陈毅和陈丕显等人

与此同时，陈丕显根据斗争的实践制订了游击队的《行军规则》和《秘密原则》，和数倍敌人展开斗争和周旋，我军队伍也开始壮大起来。

游击战争非常艰苦，吃不上饭，露宿山林都是常有的事。为了打击敌人、发动群众，陈丕显率领工作团在大余县彭坑一带先后组织了4个贫农团和党组织，将游击区从山里延伸到山外逐渐和油山游击区连成一片。

短暂分别

1936年6月，为了指挥和组织大余地区的反清剿斗争，陈毅和陈丕显一同住在位于彭坑的周篮嫂家中的茅草屋中。

为了防止敌人偷袭，他们便从后窗到后围墙上架了一条长长的木板。只要敌人一出现，他们便从后窗木板传穿过围墙，直接隐蔽在山上。

此外，陈毅和陈丕显常常翻山越岭，在北山和油山之间奔波。

每当他们在大庾岭山岭夜宿时，陈毅便对陈丕显说：

“我们可是头枕着广东，脚踩着江西睡觉啊！”

此时，陈丕显便脚踩着江西，头枕着广东，大家被逗得哈哈直笑。

在这样的环境下，陈毅和陈丕显同住在一个窝棚中，一同吃着一个锅里的竹笋野菜，一同和清剿我军的国民党斗争，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。

在赣粤边转战的日子里，陈毅无时无刻不牵挂着毛泽东和党中央。可从1934年到1937年这三年中，他们在深山老林中转战。

除了在突围前收到党中央两份电报外，一直没能和毛主席和党中央取得联系。陈毅多次对陈丕显说：“要是能派人去陕北和中央取得联系就好了！”

陈毅多次给茅盾和卢新写信，希望通过他们和党中央取得联系，但最终都是石沉大海了。

他们这种迫切和党中央取得联系的心情，也引发了一场惊心动魄的“梅岭事件”。

当时，从事地下兵运的陈宏在参加完赣粤边特委会议途中，不幸被捕。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，他叛变了，还和敌人一同勾结，设下了圈套。

次日，陈宏回到梅岭，并谎称中央来人和陈毅他们谈话。急于和中央联系的陈毅便让项英和陈丕显负责留守，自己则进城和中央负责人接头。陈毅进城后发现其中有诈，迅速折回。

陈宏等了许久不见人，便率领敌人将梅岭斋坑包围。陈丕显听到哨兵发出的警报，立即和项英等人从棚子内冲出，躲在一个茅草茂盛的小山包上。

敌人在搜寻两小时后无果，便放了一把火，借势火势把陈丕显等人逼出来。就在如此危急关头，突然间狂风大作、电闪雷鸣，下起了倾盆大雨，把这场大火浇灭了。

敌人依旧不放心，便继续搜索，一直到黄昏没有找到，便悻悻而归，陈毅则趁着夜色摸回斋坑。

陈丕显确定敌人已经离开，才离开小山包和陈毅见面。经历了这次劫后余生，虽然分开不到半天，两人仿佛许久没见面，紧紧握着双手，问这问那。

抗日战争开始后，国共之间开始了第二次合作，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。陈丕显帮助陈毅和项英以中共赣粤边特委的名义发表《告赣南民众书》和《停止内战联合抗战》等文件。

此外，陈丕显奉陈颐鼎命令前往信丰、瑞金等地联络和寻找三南、汀瑞游击队以及负责红军游击队的部队集训和下山改编等工作。

1938年1月，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成立，陈毅担任新四军军分会兼一支队司令。同年6月，他率部向苏南东进，成功开辟了茅山抗日根据地，而在此时的陈丕显则在皖南军部担任东南局青年部长。

陈毅和陈丕显等人

因此，两人虽然分开了一段时间，但两人之间的友情却只增不减。

据谢志成回忆：

“我和陈丕显新婚之夜，他拿出一支精致的左轮手枪非常自豪地对我说：“看，这是陈司令前几天送的。当我看到这样精致的手枪，准备用手去摸一摸时，他马上把手缩回去说：“不要乱动！这是陈司令送给我的。”

共同作战，为新中国奋斗

1940年6月，陈丕显受到中央东南局的指派，前往苏皖区党委巡视工作。在茅山水西村，陈丕显终于见到了他曾经日思夜想的陈毅。

时隔许久未见，两人拥抱在一起。陈毅和他说起了新四军“向北发展，向东作战”的形势。听了这些，陈丕显当即决定留在苏南工作。

7月，陈毅和粟裕率领苏南的主力北渡。按照中央的指示，他负责开辟苏北根据地。

同月下旬的一天傍晚，正在苏南太湖根据地的陈丕显收到陈毅的一封电报：

“望速带东南局干部渡江，在江都塘头会合。”

周恩来与叶挺、陈毅等新四军领导人合影

收到指示后，陈丕显告别了新婚的妻子，立即率领陈毅的妻子张茜在内的十几名干部乘船渡过常江。

当时，他们身上只带了三支枪，险些和正在江上巡江的十几个日军遭遇。在芦苇的掩护下，他们并没有被发现。拂晓时分，他们终于顺利抵达长江北岸。

次日，陈丕显和陈毅汇报了北渡沿途的情况和江南地区的工作。陈毅对陈丕显说：“我们现在和韩德勤之间的决战不可避免，韩德勤的军队是我军的10倍。这次东进北上是背水一战、破釜沉舟。只不过我们有苏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。正所谓得道者多助，哀兵必胜。”

陈毅见陈丕显急于要安排工作，便拿出一封中央电报，电报上要求成立统一指挥的苏中区党委。

陈毅便委托陈丕显摸清苏北各个地方的组织人员、分布以及素质等情况摸清后，建立一个初步方案，建立一个统一领导的区党委。

1940年7月26日，陈丕显跟随陈毅向黄桥东进。9月，苏北区党委正式成立，陈毅兼任书记，并提名陈丕显担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，这是他们第一次以直接正副职务工事。

陈至显｛右）与出席新四军全军青年表彰会的代表合影

从中央苏区儿童团书记到少共赣南省委，从东南局青委书记到苏北区党委副书记，陈丕显终于走上了中共地方组织领导岗位，这是他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

10月初，黄桥战役正式打响。陈丕显负责战场指挥，动员苏北和人民搞支前和后勤工作。黄桥镇上的60多个烧饼店不分昼夜为战士们准备干粮。

在决战的三天里，新四军不仅打垮了韩德勤的进攻，也在苏北站稳了脚跟，共同迎来了抗日的新局面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